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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与美的协奏——序金殿国主编《诗画千年古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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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4-24 10:59:5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因运而兴的台儿庄,经历了三度辉煌:一是泇运河开通,本来不知名的村庄成为国家漕运咽喉,南来北往的商人在驳岸码头上生金留银,台儿庄成为富庶的象征。二是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,这座拥有72座庙宇、6000户人家、八种风格建筑的运河古城,以玉碎为代价,矗立起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里程碑,成为“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”。三是2008年至2012年的古城重建,一座体现康乾盛世气象的城市,在战争废墟上神奇复活。这前后400多年时间里,一个只有两平方公里的城镇,所经历的三宗事件,均连接着国家民族的中枢神经:一宗关乎南北运输通道的畅通,一宗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,一宗关乎古代建筑艺术瑰宝的传承。这三宗事件,包含了创造、毁灭、新生三种宇宙大生命的基本形态,是历史轮回的具体显现。
这样一座城市,经济学家、军事学家、建筑学家、文化学者,通过各自的视角,发现了不同的精彩。可是,因为这座小城蕴涵了太多的话题,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穷尽其妙。
英国历史家汤因比曾经说过: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,如果历史方法难于处理,就用科学方法;科学方法处理不清,那就交给艺术家处理。因为艺术家使用的方法是“符号”,而符号可以用有限喻无限。现在我们看到的《诗画千年古城——两岸诗人笔下的台儿庄》,就是由艺术家为台儿庄古城说话的“符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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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画千年古城》的组织策划者和主编金殿国,中文系科班出身,职务相当于古代州府的“教谕”助理。殿国在工作之余,喜欢写诗和摄影。他写诗,因为有文学史的修养而“有知有畏”,在追求自由与张力的同时,遵守汉语规范,“立而不破”。他摄影,尽管领教过“野兽派”及各种后现代的“审丑”尝试,却坚守“造型艺术必须服从美”的艺术观,在大千世界中捕捉美的瞬间并赋予善的主题。可以说,他的审美根基,建立在东西方古典主义的“思无邪”与“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”之中。
有了这样的背景,殿国从2002年开始,陆续地走了中外一百座城市,拍下了城市的“表情”,揣摩城市的“心情”,于2010年出版了金殿国摄影诗集《走过一百座城市》。可以说,这长线的“大动作”,使殿国的审美创造力获得了升华,“诗情”与“画意”都由业余水平进入专业层次。在此基础上,又对近些年的新诗,做拉网式阅读,既为获取他山之石,也想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诗坛。
集中阅读的过程中,殿国萌生了编选中国当代短诗的念头。于是,他从恒河沙数般的新诗中,选出380多首短诗,出版了《中国当代短诗选》。
选诗,不仅靠阅读量,更要有审美判断力和对文学本身的敬畏。因为,写诗是个人行为,诗选是“天下公器”。一本反映选家审美趣味的选本,可能影响诗坛风气和后人对文学史的理解。如果不能客观公正,挂一漏万,或者偏重于个人喜好,对诗选的读者则构成误导。我对中国当代诗坛不是十分了解,但是,从这部诗选中,我看到了殿国在个人审美判断与社会责任上找到了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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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这两次“练兵”,殿国在“创”与“选”、“诗”与“画”之间,达到了自由出入的境界。修炼到这一步,他把审美目光聚焦到台儿庄古城:利用编选《中国当代短诗选》扩充的人脉,通过网络征集讴歌台儿庄的诗篇。
自征稿启事发出之日起,一首首讴歌台儿庄的新诗从海峡两岸发往金殿国的电子信箱,其踊跃程度,超出预料之外。可是,诗作内容,却令他感到不安:来稿中,绝大部分是追忆台儿庄大战的,关于开泇、关于古城重建的题材,比例很小。
在分析其中的玄机时,我对殿国说,这不是台儿庄的“创造”与“新生”缺乏魅力,我们应该另作诠释。
第一,国人情绪的体现。“诗人笔下的台儿庄”征稿期间,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我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的日子。在领土问题上,只要有人向我伸出黑手或投来贪婪的目光,一向儒雅的海峡两岸中国人会在瞬间变成“愤青”。作为屈原精神后裔的诗人,平时可能发发对世风不满的牢骚,面对“日本鬼子”妄图“合法”侵占钓鱼岛的闹剧,抒发关于台儿庄的历史情感,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当年那场悲壮而惨烈的战役。可以说,诗人的悲愤,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情绪,这种只要遇到外敌就一致对外的情绪,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,任何外来文化的渗透,都不能消弱这随时爆发的潜在能量。在对待日本右翼势力的态度上,以诗礼著称的中国人,也许“有失风度”,但这是一个民族的宿命。《诗画千年古城》征集到的诗作表明,不管什么样的国家,只要触碰了大中华的核心利益,都只能激活中国人抗击的血性。
第二,回归诗学传统。中国是诗的国度,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源头一直到白话文运动之前,作为精神贵族的诗,无论“言志”还是“缘情”,始终都是庄严的代称。五四之后,新一代诗人在抛弃了诗的严整格律之后,从内容到形式,都走向自由随意。也许,在解除格律禁锢方面,自由诗具有开拓性意义,但是,几千年的诗魂,却因此飘零。可以说,民国之初的“文学启蒙”,诗歌园地乏善可陈。之后,救亡题材的新诗,尽管不乏力作,可在诗学理论上较少创见。建国之后的新诗,无论是战歌还是颂歌,都对诗艺的贡献不大。进入新时期,伴随着“伤痕文学”的气旋,新诗创作有过一段“井喷”。可是,现在看来,当时,评论界对那些诗人的成就还是高估了。再往后,诗坛分化,有人撒野,有人走进象牙塔,在“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”的效应下,读者误以为诗人不是展览“下半身”,就是发泄颓废情绪,连同追求崇高坚守高贵的诗作也一并拒绝。在诗人多于读者的态势下,诗国面临陷落。究其原因,我觉得不怪读者功利,而是诗人自己不争气,其要害是诗学传统的中断。许多在圈子里大红大紫的诗人,不是站在巨人肩上激扬文字,而是在沼泽中做鬼脸。为什么?这些人的意识里没有大师的位置,只有自恋郁结而成的自负。好在物极必反,近几年,一批有品格的诗人借助网络,为自己开辟园地。这些诗人,文化底蕴远远超过当年的走红诗人,且能规避浅薄而固执编辑的阉割。他们的根系深深扎入传统之中,视线却能穿越欧美文学史。这样的根基与视野,不约而同地选取大战这“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”,用动态表现悲壮,将“创造”与“新生”留给画面进行表现。因为,诗是时间艺术,宜表现“动作”而不宜表现静态的美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诗画千年古城》的诗人,用实践回归到传统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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